周鸿承、刘朝晖合编图书《潮涌钱塘：钱江新城建设历史、经验与启示》，2019年在杭州出版社出版。附刘朝晖教授撰写的“前言”于后：

前言

千古吴越，钱塘形胜。

浩瀚星辰见证了杭城的千年步履，钱江明月映照了新城的十载华章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中国进入了“改革开放时代”，像所有其他的省会城市的发展一样，作为浙江省会所在地的杭州市也遇到了快速发展带来的“城市病”：人地矛盾突出、产业转型困境、环境容量不足、经济发展乏力等，具体来说，有“三大压力”和“三大风险”，“ 三大矛盾”是：投资出口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动力不足、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能力不足、环境容量和节能减排空间不足等，“三大风险”是：：产能过剩、贸易金融不确定性增多、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难和财政收支平衡难等。如何实现杭州从规模扩张型、投资驱动型为主，向质量效益型、创新驱动型为主转变，是治理“城市病”必须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。其时的杭州并没有像国内其他有些城市，采取“拆老城、建新城”的做法，而是探索实施“保老城，建新城”的城市发展新战略。

老城何在？老城的文化底蕴是什么？著名的文化学者易中天先生认为，城市文化的凸显源于有二：一是城市人的生存方式。这种生存方式既有赖于历史环境奠定基础，又靠改革发展拓展新的空间；二是城市特色、方言俚语、心理积淀、别样的建筑，构成了人与城的文化氛围和品位。杭州的城市史可以追朔到距今5000年前的良渚文明时期，尽管其时的古城遗址并不在杭州主城区范围之内，但古城遗址所承载的稻作文化、劳动分工、社会管理和聚落形态等文明特征，为杭州留下了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并重发展的历史天空。

如果说中古时期的“吴越文化”锻造了杭州城市性格“雏形”的话，那么，两宋时期的临安，则无疑可以视为江南水乡文化的“典范”。此后的千年，杭州一直固守江南文化的基因，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城市性格：山水相连，诗意情怀，精致人文。而这一切都投射在西湖一隅。历史以来，西湖一度成为杭州的代名词，“天然地”界定了杭州的发展空间，既往杭州的历史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西湖的历史。杭州依湖建城、傍湖兴市，天竺山以北有灵隐山、北高峰、葛岭、宝石山诸山，总称北山。西湖东濒平原，形成了所谓的“三面云山一面城”的城市风貌。这种独特的“湖在城中，湖畔有城”的城市格局，在进入千禧年后面临严重的挑战。

世纪之交的杭州，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长，杭州的城市空间显得越来越小，城市基础建设和产业发展用地十分紧张，经济扩张与提升受到极大的限制。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，保持城市个性的关键就是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，保护好城市的“根”和“魂”。杭州市委市政府经过谨慎决策、科学规划，果断摒弃“拆老城、建新城”的旧模式，确立“保老城、建新城”的新思维，把钱江新城的发展建设初定位为“杭州城市新中心”，后确定为“杭州大都市新中心”。在具体的实践中，按照“两疏散、三集中”方针，把保护的重点放在老城区，把建设的重点放在新城区，疏散老城区人口和建筑，推动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、高校向大学城集中、建设向新城区集中，进而实现保护与建设“双赢”，推动市县联动，实现市域捆绑式发展。

坚持“保老城、建新城”、“两疏散、三集中”新战略的同时，杭州积极推动城市有机更新，一方面拓展杭州城区的“体量”，通过在西湖、西溪湿地、运河、市区河道、中山路、南宋皇城大遗址等综合保护工程的实施，完善和提升城市综合功能，奠定了城市发展从以西湖为中心向以钱塘江为轴线的转变；另一方面，通过钱江新城核心区建设，强化城乡区域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，加大市、区两级对五县（市）发展的支持力度，既推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，又增强了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。可以说，钱江新城的建设实现了城市成长从“自然积累式”的社会历史过程，向“规划发展式”的城市快速扩张模式的转变，它是杭州城市空间扩张的成功案例，更是代表新城建设走上现代化的“产、城、人、文”协同发展的新步伐和新典范。

钱江新城的“产业篇”高瞻远瞩。产业是新城发展的重要基石，建设以现代CBD为核心的产业新城是钱江新城发展的主要目标。在产业体系发展方向上，提出了以主体产业体系、互动产业体系、配套产业体系三个层面构成的新城产业支撑体系，在产业发展方向上以现代金融集聚、楼宇与总部经济、商贸服务与会展旅游为主体，大力完善电子商务、信息技术、物流、中介、文化、房地产等互动及配套产业体系，促进产业与城市的互动与融合，成为杭州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高地，成为立足杭州、影响浙江、辐射全国、面向国际的承载高端创新要素，具有新概念典范的区域性CBD。

钱江新城的“城市篇”软硬兼施。城市规划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先导，钱江新城的系列规划坚持推进城市规划、产业规划和景观规划相结合的规划体系，在规划中把以城市新中心为核心的行政、金融、商务和文化服务功能，与国际接轨的旅游功能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功能和高品质的居住功能融为一体，打造绿色、生态、环保、繁荣的现代化新城，凸显“开放大气”的钱塘江城市景观特色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既显示了新城的现代气势，也彰显出现代城市发展所承载的城市景观。“天圆地方，广宇六合”的空间设计，“日”“月”同辉的地标建筑，更是折射出新城空间所蕴含的历史人文价值和空间意义。城市成长中的“建设”只是手段和过程，高效、有序、便民的城市管理才是城市发展的追求和目标。

钱江新城的“人民篇”民心所向。城市让生活更美好。新城建设之初就规划和秉承了“立制”、“利民”的目标，而不是单纯的“征地”、“建城”模式。高效的管理机制，便民的行政体制，利民的民主理念，都毫无保留地表现在钱江新城的一砖一瓦，一草一木之间。从“杭州大剧院”到“市民中心”、“市民之家”；从“行政服务中心”到“公共资源交易中心”、“浙江财富金融中心”；从“杭州国际会议中心”到“城市阳台”、“杭州华润万象城”；从“杭州来福士广场”到“高德置地广场”和各类景观公园，打造出一个宜业、宜居和民享、民有的自然和人文环境。新城里绿色、生态、环保的城市生活空间，一应俱全的教育、卫生、医疗等公共基础设施，彰显了新城建设“执行为民”的理念。

钱江新城的“文化篇”融通古今。钱塘江是古越文化的发源地，一江带水、跨江而踞的钱江新城，看似在一片沼泽地里成长起来的“文化荒地”，但其所蕴含的“吴文化”和“越文化”的基因早已植入这片土地之中。文化既是特定群体积累的全部物质遗产，也是一个科学和创造的过程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。钱江新城的建设“激活”了沉睡千年的“钱塘江文化的种子”。如果说典雅秀气的西湖文化，体现是一种精致和谐、小桥流水般的风韵，那么，面江临海的钱江新城，坐拥钱塘潮，静观钱江月，彰显的则是一种时尚国际、大气开放的格局。可以说，钱江新城的文化，是大气开放中融入的精致和谐，它将江南文化和钱塘江文化植入新城规划建设，将诗情画意的江南传统元素混合在现代都市发展之中。

当前，杭州城市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窗口期，“拥江发展”战略的提出和实施，是杭州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机遇期。“拥江战略”既是是“沿江开发、跨江发展”战略的延续，也是新时代杭州再次辉煌的历史机遇。钱江新城一方面坚持新城建设的总规划、总目标；另一方面，更加突出国际化，提升美丽杭州城市品质，努力提升在杭州“三城一样本”的地位与作用。回望钱江新城短短十几年的建设历程，从沿江两岸的农田沼泽，到拔地而起的楼宇殿堂，从城市景观的建设到人文环境的营造，从建设新城到管理新城的探索实践，可以说，钱江新城成功地实现城市建设的“三级跳”：从“建城”、“育城”到“治城”；从“做地、做资产”的1.0新城版本到“做平台、做产业”2.0新城版本。

站在钱江看杭州，站在杭州看钱江，勇立潮头，眺望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。